Achim Lippoth，德国摄影师，1968年出生，善于商业摄影的拍摄。这组作品叫做《错对错》（wrong right wrong），是为一本儿童服饰杂志拍摄的。互换大人和小孩的位置，让孩子看起来更加富有责任感，更加成熟。你看后有什么感觉呢？

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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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流传最广的肖像大概是那张摄于1902年的黑白照片，那张照片具有一种铅笔素描画的质感和古典韵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侧面像，这个女人的目光微微下垂，神情略显忧郁，像在沉思冥想，又好像沉浸在一个白日梦之中。照片中她的脸部线条柔和、轮廓分明，最显眼的是那支高耸而笔直的鼻子，仿佛来自于一尊古罗马大理石雕像。很多年后，在好莱坞电影《时时刻刻》中，女演员妮可•基德曼为了饰演她特意装了一只假鼻子，并在化妆师的帮助下制造出一种永远显得迷离、忧郁和哀伤的眼神。可以猜想，造型师在设计人物形象时正是参照了这张照片。而这张照片中的她看起来的确很像一部电影的女主角、一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她的形象如此美丽，同时又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这部电影或小说显然应该是一出悲剧。

可是如果你看过她的另外一些照片，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永远是这种神情。在一些照片中，她的目光几乎直视镜头，这时她的面部最突出的不再是高耸的鼻子，而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神明亮、深邃，流露出自信、睿智、热忱、甚至一点点的顽皮。这时的她更像是一个能够制造出优美文字的小说作者、一位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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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路易•埃弗雷特，一位淳朴的英国村妇，找到了一份做女佣的差事，那家的主人是一对作家夫妇——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和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两人都已年过五十。上工的第一天，路易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当时她正在厨房里工作，房顶上面是浴室，因为楼板很薄，她可以听到头顶上方传来的声音。她听见伍尔夫夫人正在浴室里讲话，她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还夹杂着很多自问自答，以至于路易开始怀疑浴室里不止一个人，而是正有好几个人在那里交谈。

随着时间的推移，路易开始对伍尔夫夫人的自言自语习以为常。她也开始熟悉这位女士的生活习惯和情绪变化。她发现，伍尔夫夫人在情绪低落时会显得有些怪异，她会走进厨房，坐下来，却记不起自己要说些什么；她会在花园里散步，脚步极其缓慢，仿佛陷入沉思而不能自拔，她如此沉浸其中以至于经常走着走着就撞到了树上。

1941年3月28日中午，路易看见伍尔夫夫人拿起手杖出了门。到了吃午饭时仍不见她的身影。他的丈夫走进她的房间，发现那里有两封遗书。

几周后，这位女作家的尸体被河边玩耍的儿童发现，她的衣服口袋中塞着沉重的石块，可以推测，她是自己走入河水之中自杀身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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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时时刻刻》中，观众看到的是一位身陷抑郁的包围（而且行为有些怪异）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可以肯定，此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患有精神病。可是，一个整日抑郁、精神疲惫不堪的人如何能够写出像《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这样的经典意识流小说，并留下大量的随笔、文学评论，以至于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呢？

伍尔夫患有“躁狂抑郁症”。抑郁只是多种症状之一。

躁狂抑郁症又被称为躁郁症、双极症，是一种躁狂状态和抑郁状态交替循环出现的精神病。也就是说，患者的症状不仅仅是抑郁，还有躁狂。病人在躁狂阶段会表现得亢奋、自信、欣快，而在抑郁阶段则会消沉、绝望，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伦纳德•伍尔夫在自传中回忆了妻子发病时的情形：“在躁狂阶段她会极其兴奋；她思如泉涌，口若悬河，在最严重时会语无伦次，她会幻视幻听，比如，她曾经告诉我在她第二次发病时听到过窗外花园里的小鸟用希腊语唱歌，在躁狂阶段她也会粗暴地对待护士。……在抑郁阶段，她的想法和情绪则与躁狂阶段完全相反。她深陷在忧郁和绝望之中，她少言寡语、拒绝进食、拒绝相信她自己有病，坚持认为她当前的状态完全是咎由自取，最严重时，她会试图自杀。”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生中经历了四次精神崩溃：1895年，伍尔夫十三岁的那年，母亲的病故引发了她的第一次疾病发作，那一次她花了六个月时间才最终恢复。1904那年，父亲去世了，整个夏天伍尔夫都处于疯狂状态，有一天她从窗口跳了下去，摔成重伤。在1913年的那次发作中她又试图自杀，那一次她一口气吞掉了一百粒巴比妥。而1941年的最后一次精神崩溃夺走了这位女作家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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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机会的话，弗洛伊德可能会非常乐于为弗吉尼亚•伍尔夫提供精神分析。这位女作家的丧母和丧父经历、小时候受到的来自于同母异父的哥哥的性骚扰，成年后流露出的同性恋倾向——这些显然都值得进行深度分析。

事实上，弗洛伊德和伍尔夫甚至有过一面之缘。最早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译介给英文读者的正是伍尔夫夫妇当年合办的出版社。虽然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却对弗洛伊德的观点一直持排斥态度，直至去世前才有所改变。1939年，伍尔夫夫妇在弗洛伊德位于伦敦的寓所与这位因逃避纳粹迫害而客居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见了面。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事后的回忆中，弗洛伊德是一个“干瘪的糟老头儿，有一双像猴子一样发亮的眼睛，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口齿不清，但人很机敏。”那次会面中他们的话题主要是战争，弗洛伊德献给了伍尔夫一支水仙花——此举不知是否暗藏深意，因为水仙花（narcissus）正是自恋（narcissism）的象征。

弗洛伊德早于伍尔夫一年半去世，他并没有来得及为这位女作家做精神分析。当代医学专家更倾向于认为伍尔夫的躁郁症是由家庭遗传引起。纵观伍尔夫的家族史，她的祖父、母亲、姐姐、哥哥和外甥女都是复发性抑郁症的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均患有循环性精神病，而她的堂弟则死于急性躁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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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在一封写给友人书信中曾经描述过她对疯癫的感受：“……接着我的脑子里烟花绽放。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疯癫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不应对它嗤之以鼻；在疯癫的熔岩中，我仍能找到许多可供我写作的东西。那时所有一切都以它们的最终形式喷薄而出，不像神志正常时那样，只是滴滴细流。”

《达洛卫夫人》是伍尔夫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的男主角赛普蒂默斯是一个患有疯癫的退伍军人。小说中有大量关于这个人物的心理描写，文字诡异绚丽，不曾有过亲身体验的人大概难以写出这样的句子：

他等待着。他倾听着。栖息在对面栏杆上的麻雀叫着赛普蒂默斯，赛普蒂默斯，叫了四五次后，接着拉长调子用希腊语尖声唱起来，唱诉世上如何没有罪恶，另一只麻雀加入了进来，一起拉长了尖叫用希腊语唱述，在死者行走的河之彼岸那生命的牧草上的树丛中，唱述世上如何没有死亡。……冥冥中的幽灵命令他看，这个声音在和他交流；他，赛普蒂默斯，人类中最伟大的一员，最近刚刚经历了生死考验，是来此复兴社会的上帝，他像床罩般躺在那里，像条只有太阳才能毁灭的雪毯，永不损耗、永受苦难，是替罪的羔羊，是永恒的受难者。但是他不愿如此，他呻吟着，摆摆手赶走那永恒的苦难，那永恒的孤独。

然而躁狂症带给伍尔夫的不总是五彩的焰火，它还不断地把她带入了情绪的低谷。在最终步入河水、结束生命之前，她给丈夫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

我肯定自己又要发疯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历那种可怕的时刻，这次我也不会康复。我开始出现幻听，心神不能集中。所以我要做看来最合适不过的事了。你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幸福，任何人在每一方面所能做到的你都做到了。在这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比我们更幸福。我再也无力和它战斗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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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著名的肖像是那幅瓦西里•格里哥利耶维奇•别罗夫于1872年绘制的油画。在那张黑色背景的肖像画中，我们看到一个五十岁的俄国人佝偻着身子坐在一张椅子上，他的头发和胡须像荒草般稀疏，他身上披着一件过于宽大、皱皱巴巴、似乎多年不曾洗烫的旧大衣，独自坐在那里出神。这是一位老农在某个火车站的长椅上等候一列火车将他载往他乡，去继续饱受磨难的生活？还是一个罪犯坐在一间阴暗的审讯室里，等待接受对他所犯罪行的无情审判？抑或一个已经倾家荡产的赌徒，在绝望之后正沉浸于对那些疯狂瞬间的失神回忆之中？

面对这幅油画你会最终将视线定格于画中人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正在回避着你的视线，仿佛怕被你的注视烫伤；他在盯视着什么，但他的眼神是发散的。你似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左眼皮正在紧张而神经质地颤抖。如果你长时间地注视那只左眼，也许你会感觉到画中人的整个半边脸都在颤抖，于是你的心也会随之紧张地颤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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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的一个夜晚，俄国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的家中有客登门。来访者是他的好友、写过《白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长篇小说、早在十八年前就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文学天才”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时这位作家已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正在彼得堡与哥哥合办《时报》杂志，他喜欢晚上散步时拐进常给杂志写稿的斯特拉霍夫家里坐上一会儿，随便聊聊。

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很开心。话题可能是文学，也可能是政治或哲学。斯特拉霍夫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显得非常兴奋，他一边慷慨陈词一边迈着大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谈话当中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表达了赞许，这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激动。他在屋子中央停步站定，脸上显露出一种极端亢奋的表情，情绪似乎抵达了高潮。斯特拉霍夫等待他的作家朋友说些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张开嘴巴，却欲言又止，似乎正在头脑中寻找恰当的词句。这种沉默持续了一会儿，忽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喉咙里发出了一种十分怪异的、持续不断的、绝非人语的声音。然后，他晕倒在地，身体不停地抽搐，嘴角流淌出白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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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伊德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中有四个突出的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神经症患者、道德家和罪人。”。在毛姆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负、多疑、急躁、自私、轻率、过分谦卑、不可信赖、心胸狭窄、爱吹牛又不宽宏大量”，但他同时又“具有勇气、大度和慈爱的品质”。在读者的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写出过《罪与罚》、《卡马拉佐夫兄弟》等不朽名著的伟大作家。

当代医学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严重的癫痫病患者。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出现癫痫症状。从三十九岁开始，他把自己的每次发病都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直至这位作家于五十九岁去世为止，那个笔记本上一共记录了102次癫痫发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坎坷跌宕的经历和他复杂多面的人格吸引着人们去对他进行剖析和解读。1928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一篇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的论文，评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马拉佐夫兄弟》，并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这位作家癫痫症的起因提出了假说。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并非生理因素造成，而是源于他心中隐藏的对父亲之死的负罪感——也就是说，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弗洛伊德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存在着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他十八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于是内心深处短暂的狂喜和随之而来的强烈负罪感引发了他的第一次癫痫发作，而“弑父”和“罪恶感”正是穿贯穿于《卡马拉佐夫兄弟》的两个重要主题。

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在最近几十年已经被基本否定。当今的学者和医学专家们普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并非纯心理症状，而是由生理原因引起的——脑部受损或者家庭遗传。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是被手下的农奴杀死的，但有证据显示他也有可能死于癫痫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不但同样患有癫痫症，而且死于癫痫发作。

假如你是一位脑科医学专家，当你浏览了一幅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之后，可能有一件事逃不过你的眼睛：你会发现这位作家脸部的明显呈不对称状。脸部不对称正是脑部畸形的一种生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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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不乏癫痫病患者。《白痴》里的梅什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都患有癫痫病。《白痴》中有一个段落描写了主人公梅什金癫痫发作前短暂的狂喜状态：

他顺便想到，他在发癫痫病的时候，几乎就在发作之前，还有一个预备阶段（不过，倘若在他醒着的时候发作的话），就在他心中感到忧郁、沉闷、压抑的时候，他的脑子会霎时间豁然开朗，洞若观火，他的全部生命力会一下子调动起来，化成一股非凡的冲动。在闪电般连连闪烁的那些瞬间，他的生命感和自我意识感会增加几乎十倍，他的智慧和心灵会倏忽间被一种非凡的光照亮；一切激动、一切疑虑和一切不安，仿佛会霎时间归于太和，化成一种高度的宁静，充满明朗而又谐和的欢欣与希望，充满理性与太极之光。但是，这些瞬间，这些闪光，不过是对于那最后一秒钟（从来没有超过一秒钟）的预感，从这一秒钟起，这病就发作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以往每次我经历这种神经紊乱时，我都会把它用在写作上；在那种状态下我会比往常写得更多，也会写得更好。”

神经病学专家爱丽丝•弗莱厄蒂在《午夜的疾病：写作驱动力、作者心理阻滞及大脑的创造性》（The Midnight Disease: The Drive to Write, Writer’s Block, and the Creative Brain）一书中提到一种叫做“多写症”（hypergraphia）的心理问题，它是癫痫病的一种并发症（也就是说患有癫痫病的人往往也会染上此症）。这种“病”的患者会感觉到一种持续而旺盛的、难以控制的书写冲动，他们总是写个不停，好像着了魔。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一生写了十九部长篇和中篇小说，并留下了大量的笔记、日记和书信文字。他的笔记本中经常写得密密麻麻，夹杂着图画，让人感觉作者似乎想把纸上的每一处空白都全部填满——这正是“多写症”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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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著名作家中唯一一位癫痫患者。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因写《爱丽丝漫游奇境》出名，他也是一位癫痫病人（同时有可能患有“多写症”）。《爱丽丝漫游奇境》中描绘了很多奇妙场面：爱丽丝坠入深深的兔子洞，她的身体可以忽然变小，也可以忽然变大。有一种说法：这些童话场面来源于卡罗尔癫痫病发作时的幻觉。这种说法虽然未被证实，但医学界确实曾把一种神经性疾病命名用这个童话来命名——这种病的患者在视觉、听觉和对自身的感觉方面出现偏差，眼中看到的物体往往比实际大得多或小得多，这种病有一个别名，叫做“爱丽丝漫游奇境综合症”。

法国作家福楼拜和莫泊桑也都患有癫痫。福楼拜在书信中描述过自己发病时的感觉：“开始时你的头脑中感觉到它的来临，于是你觉得自己将要发疯。接着你就疯了，对此你心知肚明。你感觉你的灵魂正离你而去，于是你竭尽全力地想要留住它。死亡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当它来临时我们十分清楚。”

10.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

“电车难题”要数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解读：
电车难题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拉杆，拯救五个人只杀死一个人。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认为，一旦拉了拉杆，你就成为一个不道德行为的同谋——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单独的一个人的死负部分责任。然而，其他人认为，你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你的不作为将会是同等的不道德。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就是重点所在。许多哲学家都用电车难题作为例子来表示现实生活中的状况经常强迫一个人违背他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还存在着没有完全道德做法的情况。

9．空地上的奶牛（The Cow in the field）认知论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实验就是“空地上的奶牛”。它描述的是，一个农民担心自己的获奖的奶牛走丢了。这时送奶工到了农场，他告诉农民不要担心，因为他看到那头奶牛在附近的一块空地上。虽然农民很相信送奶工，但他还是亲自看了看，他看到了熟悉的黑白相间的形状并感到很满意。过了一会，送奶工到那块空地上再次确认。那头奶牛确实在那，但它躲在树林里，而且空地上还有一大张黑白相间的纸缠在树上，很明显，农民把这张纸错当成自己的奶牛了。问题是出现了，虽然奶牛一直都在空地上，但农民说自己知道奶牛在空地上时是否正确？

解读：

空地上的奶牛最初是被Edmund Gettier用来批判主流上作为知识的定义的JTB（justified true belief）理论，即当人们相信一件事时，它就成为了知识；这件事在事实上是真的，并且人们有可以验证的理由相信它。在这个实验中，农民相信奶牛在空地上，且被送奶工的证词和他自己对于空地上的黑白相间物的观察所证实。而且经过送奶工后来的证实，这件事也是真实的。尽管如此，农民并没有真正的知道奶牛在那儿，因为他认为奶牛在那儿的推导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的。Gettier利用这个实验和其他一些例子，解释了将知识定义为JTB的理论需要修正。

8．定时炸弹（The Ticking Time Bomb）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政治时事，或者看过动作电影，那么你对于“定时炸弹”思想实验肯定很熟悉。它要求你想象一个炸弹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在你的城市中，并且爆炸的倒计时马上就到零了。在羁押中有一个知情者，他知道炸弹的埋藏点。你是否会使用酷刑来获取情报？

解读：

与电车难题类似，定时炸弹情景也是强迫一个人从两个不道德行径中选择的伦理问题。它一般被用作对那些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酷刑的反驳。它也被用作在极端形势下法律——就像美国的严禁虐囚的法律——可以被放在第二位的例子。归功于像《24小时》的电视节目和各种政治辩论，定时炸弹情景已成为最常引用的思想实验之一。今年早些时候，一份英国报纸提出了更为极端的看法。这份报纸提议说，如果那个恐怖分子对酷刑毫无反应，那么当局者是否愿意拷打他的妻子儿女来获取情报。

7．爱因斯坦的光线（Einstein’s Light Beam）爱因斯坦著名的狭义相对论是受启于他16岁做的思想实验。在他的自传中，爱因斯坦回忆道他当时幻想在宇宙中追寻一道光线。他推理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成为 “在空间上不断振荡但停滞不前的电磁场”。对于爱因斯坦，这个思想实验证明了对于这个虚拟的观察者，所有的物理定律应该和一个相对于地球静止的观察者观察到的一样。

解读：

事实上，没人确切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一直都在争论一个如此简单的思想实验是如此帮助爱因斯坦完成到狭义相对论这如此巨大的飞跃的。在当时，这个实验中的想法与现在已被抛弃的“以太”理论相违背。但他经过了好多年才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

6．特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最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 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 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哲学家Thomas Hobbes后来对此进来了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解读：

对于哲学家，特修斯之船被用来研究身份的本质。特别是讨论一个物体是否仅仅等于其组成部件之和。一个更现代的例子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乐队，直到某一 阶段乐队成员中没有任何一个原始成员。这个问题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对于企业，在不断并购和更换东家后仍然保持原来的名字。对于人体，人体不间断的进行着 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迫人们去反思身份仅仅局限在实际物体和现象中这一常识。
5．伽利略的重力实验（Galileo’s Gravity Experiment）为了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速度取决于物体的质量的理论，伽利略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如果一个轻的物体和一个重的物体绑在一起然后从塔上丢下来，那么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快，两个物体之间的绳子会被拉直。这时轻的物体对重物会产生一个阻力，使得下落速度变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两个物体绑在一起以后的质量应该比任意一个单独的物体都大，那么整个系统下落的速度应该最快。这个矛盾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

解读：

这个思想实验帮助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无论物体的质量，不考虑阻力的情况下，所有物体自由落体的速率都是一样的。

4．猴子和打字机（Monkeys and Typewriters）另一个在流行文化中占了很大分量的思想实验是“无限猴子定理”，也叫做“猴子和打字机”实验。定理的内容是，如果无数多的猴子在无数多的打字机上随机的打字，并持续无限久的时间，那么在某个时候，它们必然会打出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猴子和打字机的设想在20世纪初被法国数学家Emile Borel推广，但其基本思想——无数多的人员和无数多的时间能产生任何/所有东西——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解读：

简单来说，“猴子和打字机”定理是用来描述无限的本质的最好方法之一。人的大脑很难想象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无限猴子定理可以帮助理解这些概念可以达到的宽度。猴子能碰巧写出《哈姆雷特》这看上去似乎是违反直觉，但实际上在数学上是可以证明的。这个定理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重现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某些人的尝试：2003年，一家英国动物园的科学家们“试验”了无限猴子定理，他们把一台电脑和一个键盘放进灵长类园区。可惜的是，猴子们并没有打出什么十四行诗。根据研究者，它们只打出了5页几乎完全是字母“s”的纸。

3．中文房间（The Chinese Room）“中文房间”最早由美国哲学家John Searle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这个实验要求你想象一位只说英语的人身处一个房间之中，这间房间除了门上有一个小窗口以外，全部都是封闭的。他随身带着一本写有中文翻译程序的书。房间里还有足够的稿纸、铅笔和橱柜。写着中文的纸片通过小窗口被送入房间中。根据Searle，房间中的人可以使用他的书来翻译这些文字并用中文回复。虽然他完全不会中文，Searle认为通过这个过程，房间里的人可以让任何房间外的人以为他会说流利的中文。

解读：

Searle创造了“中文房间”思想实验来反驳电脑和其他人工智能能够真正思考的观点。房间里的人不会说中文；他不能够用中文思考。但因为他拥有某些特定的工具，他甚至可以让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以为他能流利的说中文。根据Searle，电脑就是这样工作的。它们无法真正的理解接收到的信息，但它们可以运行一个程序，处理信息，然后给出一个智能的印象。

2．薛定锷的猫（Schrodinger’s Cat）薛定锷的猫最早由物理学家薛定锷提出，是量子力学领域中的一个悖论。其内容是：一只猫、一些放射性元素和一瓶毒气一起被封闭在一个盒子里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内，放射性元素衰变的几率为50%。如果衰变，那么一个连接在盖革计数器上的锤子就会被触发，并打碎瓶子，释放毒气，杀死猫。因为这件事会否发生的概率相等，薛定锷认为在盒子被打开前，盒子中的猫被认为是既死又活的。

解读：

简而言之，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事件发生时不存在观察者，盒子里的猫同时存在在其所有可能的状态中（既死又活）。薛定锷最早提出这个实验是在回复一篇讨论量子态叠加的文章时。薛定锷的猫同时也说明了量子力学的理论是多么令人无法理解。这个思想实验因其复杂性而臭名昭著，同时也启发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奇异的就属“多重世界”假说，这个假说表示有一只死猫和一只活猫，两只猫存在在不同的宇宙之中，并且永远不会有交集。

1． 缸中的大脑（Brain in a Vat）没有比所谓的“缸中的大脑”假说更有影响力的思想实验了。这个思想实验涵盖了从认知学到哲学到流行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个实验的内容是：想象有一个疯狂科学家把你的大脑从你的体内取出，放在某种生命维持液体中。大脑上插着电极，电极连到一台能产生图像和感官信号的电脑上。因为你获取的所有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都是通过你的大脑来处理的，这台电脑就有能力模拟你的日常体验。如果这确实可能的话，你要如何来证明你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由一台电脑产生的某种模拟环境？

解读：

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很像《黑客帝国》，那么你说对了。这部电影以及其他一些科幻作品，都是在这个思想实验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让人们质疑自身经历的本质，并思考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个实验的最初原型可以一直追溯至笛卡尔。在他的《Meditations on the First Philosophy》一书中，笛卡尔提出了能否证明他所有的感官体验都是他自己的，而不是由某个“邪恶的魔鬼”产生的这样的疑问。笛卡尔用他的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幸的是，“缸中的大脑”实验更为复杂，因为连接着电极的大脑仍然可以思考。这个实验被广泛的讨论着，有许多对于此实验前提的反驳，但仍没有人能有力的回应其核心问题：你究竟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真实？

胡适真是个老小孩。晚年时有人去看他，谈话间引用古人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你祖父还是个天文学家，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想象他说这话时候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回想我自己的经历，也常常这样不解风情。比如，读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时，我就忍不住困惑：这里的一、二、三后面的量词以及量词后面的名词是什么呢？以及，为什么是三生万物，而不是四生万物、五生万物、十生万物呢？又比如，儒学大师朱熹讨论先有理还是先有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搭挂处。”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又会不识趣地想：朱博导啊，能否定义一下什么是“理”什么是“气”？

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据说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不屑于西方人把鼻子画成鼻子、眼睛画成眼睛的透视观，又据说中国人精于“整体主义”观，看不上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认识论，于是在意境美和整体主义的感召下，在中国一切学问往往都被搞成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就不说了，连医学也是如此，“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修辞真工整，意境真优美，可以直接入选《古代优秀诗歌选集》。

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界仍然大行其道。比如，这样的观点往往随处可见：“中国人只注重现世稳定，西方人才注重抽象权利”；“中国的小农文化根深蒂固，所以搞不了民主”；又比如，有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听见一位中国学者掷地有声地说：没错，文革的确带来很大的混乱，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怕乱！我们中国人就是热爱乱！台下的国际友人被感染得啪啪鼓掌。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但是印象主义论断真的不需要推敲吗？学者Inglehart多年致力于各国观念调查，结果早在01年就有数据显示，对于“民主太优柔寡断，太多口水仗”这个判断，中国1000个随机受访者里有65%不同意，美国才61%；对于“有民主经济就会变糟”这个判断，中国人里74%不同意，与美国78%的数据相差无几。 可见奥黛丽·赫本在美国算个美人，在中国也算个美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很可能对民主的含义有误解，很多人以为多出几个包青天就是民主，但是从未见过鸭子跑听过鸭子叫，对鸭子到底长啥样有所误解亦属正常。何况又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中国人从“程序和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吃饱穿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意义——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越理解民主之普世含义，随着中国人教育、经济水平越来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不是司母戊大方鼎，两千前长什么样，两千年后挖出来还是那样。

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 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去改造。

当然印象主义者很可能要说：这些数据可靠吗？不可能。好吧，人家走街串巷得来的数据还不如你一拍脑袋的感想靠谱，看来以后要比谁的学问更权威太简单了，就比谁的眉头更紧锁，要不比谁的风衣更飘逸也行。另外总有人说，论据论据，社会现象靠数据事例说得清吗？你这是科学主义。我想，现在要打倒一种思想真容易，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即可宣布胜利。“主义”前再加上“帝国”，打击就更有力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凄凉无比。

来源：Leica中文摄影杂志

天气炎热，一名男孩在喷水池里玩耍，特拉维夫，以色列。摄影师：Ariel Schalit

作者：柴静

一

前两天听家人说件事，有个搞房地产的同志，发了财，修了一个大庙，金光灿灿的，搞了一个落成典礼，架了个大台子，请小沈阳演二人转，四村八乡的同志们都去看。

他特别慷慨，把乡亲们往庙里让，一人发一把香，“来来来”。

人稍一多点，他又不痛快了，“别许太多愿了，这是我家的佛”。

二

有一年我在越南，看见地上一把香，歪插着，袅袅地供了好几位。

仔细看，一个是菩萨，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中国皇帝，脑袋上顶着玉冠，还有一个是圣女贞德。

问他们，这是怎么个供法。

说“哎，就一把香嘛，总有一个灵的”

三

原来认识好几位同志，都属于挺聪明的人，但际遇不太好，有天就突然消失了。

再过那么两三年，有一天出现的时候，面目完全改换，行头也变了。

跟你讲他是怎么在大师教导下顿悟的，痛哭流涕后，从此嘴角都是莫测的一缕微笑。

说话特别玄，前生后世的，你要有点疑问什么的，他就怜悯地看着你“我也曾经象你一样无知”。

有次跟沈浩波聊起来，他说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找他出书，说要启蒙大众，他一开始也特别纳闷，聊深了明白了。

他笑“这是另一种功利，这种多快啊，哥们我悟了，瞧我比你们都高”

四

最近有的新闻杂志简直吓我一跳，满天神佛，写得神乎其技。

前几天碰上一个开书店的人，满面愁容，他爱人清华毕业的，看了这些报道，现在要把家产都变卖了，上山去。

我认识一位喇嘛，几年前一起吃饭，一些人说起各种神迹，他笑着听，不评论。

我问他怎么看。

他说“我不能说这些东西肯定不存在，我只是说我从没见过”

他夹了一口菜说“只不过真正的僧人只是象妈妈一样，讲最普通的人生道理”。

冯小刚拍出《天下无贼》后，戴锦华就说他是在透支他在观众中积累的信用，现在五年过去了，冯小刚依旧屹立不倒，而且愈发地独孤求败了。只是冯小刚现在对艺术技巧已无追求，他只是在搔各种人的痒，搔ZF的痒，搔社会的痒，搔观众的痒。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挑战观众包容度底线的无耻，也可以说是一种无招胜有招的境界。从《集结号》到《非诚勿扰》到《唐山大地震》，冯小刚用他最浅层次的艺术本能和最通俗化的叙事本体，不断地制造着以票房奇迹为标杆的中国电影世俗神话。如果说这里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觉得问题不是出在冯小刚身上，而是出在观众身上，出在中国电影的大环境身上了。这是中国电影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乱世，观众如游民一样被各种声音蛊惑驱使，圈子里充斥着言过其实、急功近利、反智化非理性的草头王，正是这一切成就了冯小刚这个乱世枭雄。

一位电影局领导撰文盛赞《唐山大地震》，说这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成果”，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这个观点要是成立的话，大学四年的中文系算我白学。现实主义的概念不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那么简单，即使你把这个故事讲得再离奇再煽情，如果缺少了社会批判性那也仅仅是家长里短而已。冯小刚是拍过现实主义电影的，那不是《唐山大地震》，而是《一声叹息》、《手机》，甚至是早期的电视剧《一地鸡毛》，黄建新的系列黑色喜剧电影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比冯小刚走得要远得多。实际上冯小刚在《手机》之后就放弃了现实主义创作，转而成为一种现实主义奇观创作风格，讲得尽管是红尘中事，但人物的现实性和存在感已荡然无存，最典型的是《非诚勿扰》，虽然依托了一个生活中征婚琐事的外壳，但其中所发生的大小事件基本上毫无生活逻辑可言，说难听点就是胡编乱造。到了《唐山大地震》，在唐山地震和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凸显在观众眼前的只是一个家庭和支离和重聚的封闭式亲情故事，这充其量是一部治愈系的奇情伦理电影，连个基本的反思都没有，跟现实主义有个屁关系啊？

如果说《唐山大地震》对影片内容所经历的社会现状有所影射的话，那只能说是对曾经甚嚣尘上的“知识无用论”的合法诠释，儿子没考上大学却成了大款，女儿大学辍学却远嫁加拿大，在常人眼中这都是人中龙凤般的结局，而陈道明的一句台词“上大学的也有窝囊废”则为这一结局做了有力的注脚。再加上对女主角守节的夸张式礼赞，我很惊诧于这电影在价值观体系上的倒行逆施。

我想起了一个人，写童话的郑渊洁，有一阵我关注了他的微博，于是我经常会看到他发表的一些奇怪的言论，后来我果断地取消了对他的关注。比如他有一条微博这样写道：“ 通常人们认为，砖家叫兽就是精英。我有幸接触过一些这类精英。发现大都是把听得懂的话往听不懂了说、把简单的道理往复杂了说的人。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自命不凡、颠倒黑白是精英的特征。我家冰箱上有张黑名单，凡是上了这张纸的人，我不会再见他第二次。刚才仔细看了一遍，整个就是一砖家叫兽人名录。”更奇怪的是我看到了很多人对这种言论的追捧。我们确实不必对教授精英们过于迷信和盲目拜倒，但对于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至少应该抱有一份敬畏之心。其实像郑渊洁和冯小刚都属于那种尽管没有接受过正统教育，但都凭借着自己才华成为社会精英的人，于是在这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过程中，无限膨胀的是对个人能力的盲目自负，而被泯灭掉的则是心底里的敬畏之心。如果对唐山地震中的死难者有敬畏之心，冯小刚不会允许在这样的电影中出现那么多露骨的植入广告；如果对观众有敬畏之心；他不可能说出“幼儿园砍人”那样的话；如果对电影有敬畏之心，他不可能只满足于做一个票房枭雄。当然，在中国，对电影有敬畏之心的导演越来越少了。但不管怎么说，人总要敬畏点什么的，不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总会有报应的。

其实客观地讲，《唐山大地震》不是一部难看的电影，但因为其对现实生活和真实情感的规避，以及价值观输出上的混乱，这必然不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就算它票房到了10亿，也只能说是一部运作成功的商业片而已，可能冯小刚的目标也就在于此——商业上的成功。记得冯小刚以前说自己拍电影要对得起投资人，他现在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将利益最大化，心态上更像一个商人了。冯小刚的神话还将继续上演下去，几个月后他又将征战贺岁档，凭借着《唐山大地震》所积累的口碑，《非诚勿扰2》很有可能成为贺岁档的最大赢家，冯小刚说他今年有个小小心愿，那就是取得10亿票房，在中国，只有他敢这么说，也只有他配这么说，不服不行。

前几天在王小帅的《日照重庆》的点映中，贾樟柯宣读了他写的一篇怨妇式的檄文，抛下“你猜不中我们的结局”这样蛋疼的话。既然选择了相对艰难的艺术片创作之路，何必在乎别人的猜想，即使你一辈子拍的电影累积的票房抵不过冯小刚一部玩闹之作，即使大多数人不懂你电影中的微言大义和使命感，但只要坦然地坚持下去，你得到的尊重也足以告慰你的寂寞了。而现在的形势是，艺术片导演视商业片导演为媚俗的资本走狗，商业片导演以将观众玩弄股掌为荣，而观众又将艺术片导演定义为不好好说话的装逼分子，这是多么丑陋的一个怪圈啊！